分会场专题五十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专场

第十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专场于2017年10月15日上午在宁夏大学文荟楼2楼209教室进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四位老师分别就如何防范和化解供给侧结构改革中的进入风险、民间投资趋势原因分析与对策、中国世界级企业的结构失衡问题以及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等研究领域作了精彩报告。本场讨论会由范保群老师主持，评论人有北京大学的王敏老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许召元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郑世林老师，重点对前三场报告进行了细致点评。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的王勋老师，他研究的题目为“如何防范和化解供给侧结构改革中的金融风险”。王勋老师主要尝试在论文中回答四个问题：1.金融系统风险多大？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面临哪些主要金融风险？3.什么因素影响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金融风险？4.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文章主要通过分析中国信贷/GDP缺口指标、影子银行规模分布、我国P2P网贷运营与停业及问题平台累计数、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与民间借贷利率等图标来一步步揭示我国主要面临的金融风险。文章得出三点结论：第一，近期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下降且总体可控，但全国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上升值得重点关注。第二，2012年以来，信贷增长过快、影子银行业务区域性集中、互联网金融无序扩张、人民币贬值致资本外流等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主要金融风险。第三，金融有效供给不足及金融监管效率下降是金融风险积累的主要原因。

来自北京大学的王敏老师对报告进行了点评。他指出文章中金融风险的具体影响没有提及，此外他认为信贷风险扩张、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外汇市场并不明显形成系统风险，文章中需要进一步说明。在关于如何解决系统性风险这一问题上，王敏老师也建议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允许中小银行破产兼并重组等方式来降低风险。王敏老师对文章对系统性研究和我国金融风险的规模研究给予了肯定。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郑世林老师，他研究的题目是“民间投资趋势、原因分析及对策”。文章主要包括对民间投资总体发展态势、民间投资行业和地区特征、民间投资下行的成因分析、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对策等四大方面。他认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带动国民经济平稳增长的中坚力量。在民间投资行业和地区特征部分中他特别指出，东北地区是民间投资下降的“重灾区”，主要受累于赶超战略所遗留下来的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及长期形成的制度环境。针对国有投资增速远大于民间投资增速、民企转型升级困难、融资困难等造成民间投资下行的因素，郑老师也给出了四点建议：1. 通过市场机制消化产能，而不是行政化去产能。2. 深化基础和公共服务行业改革，活跃PPP项目的民营投资。3.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创造有利于民营主体投资的营商环境。4. 因地制宜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许召元老师对第二位报告人进行了点评。许老师对文章中给出建议表示支持，同时他也补充认为民间投资产生的问题有其内在的特点，并不一定需要政策大力扶持才能解决，他认为目前民间投资还有两方面问题，一是如何去产能，尤其是钢铁煤炭行业。二是存量PPP资产无法流转，这也导致民间投资意愿降低，资产无法有效流转等问题。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姜建刚，他报告的题目是“中国世界级企业的结构失衡问题研究”。该文章主要针对中国世界级企业与其他国家世界级企业进行比较分析，他认为中国世界企业有三大失衡。一是金融与实体失衡:金融公司与非金融公司二元差异比较。二是所有制结构失衡：央企、地方国有与民营三级比较。三是国际竞争失衡：美国、日本、德国、中国四分天下。通过不同层面的对比得出了四点结论：1.中国世界级企业利润率水平与我国经济增长下滑具有同步性。2.金融公司与非金融公司效率依然存在严重失衡，不仅表现为中国金融公司的利润率高于世界水平，也高于国内企业水平。3. 央企与地方国企以及民企三级结构差异明显，这种差异主要体现个人分布、产业分布以及效率方面。4. 我国和世界级企业来源国竞争的行业存在严重失衡：不仅体现在总体的竞争领域，也体现在收入与利润方面极具竞争实力领域。 

中国社科院的郑世林老师对第三场报告进行了点评。郑老师认为本篇论文研究细致，对结构失衡分析比较全面，总体选题较好有针对性。他也给出了部分意见，郑老师认为论文中金融行业利润率大于制造业利润率并不是由经济新常态所致，根本原因在于制造行业附加值较低。针对企业产业链创业、产业结构改革方面，郑老师认为本篇论文没有给出相应对策，应在国家层面及企业层面分别提出相应建议。

第四位报告人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许召元，他报告的主题为“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该报告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基础设施投资，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本篇论文是基于1994-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并解释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通过建立模型分析数据发现1994-1999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但较弱的促进作用，2000-2011年间，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012年以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已经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有显著负向影响。针对这种情况，他给出了相关建议：政策制定部门需要认识到阶段变化，及时调整政府支出的投资，扭转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惯性思维。把政府支出更多地转向被社会基础设施，补政府监管和服务等制度性“软”短板上，从而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

（文：王胜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