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会场专题三十三：CFPS（三）

第十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专场（三）于2017年10月14日下午在宁夏大学文荟楼232教室进行。报告会由CFPS项目组的孙妍老师主持，来自沈阳农业大学的童柳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张海洋、西安邮电大学的田瑶和中国农业大学的文洪星分别就“农民工负面情绪的工资折价”，“信任跨期决策与家庭金融行为”，“金融知识与金融行为”，“城镇化进程中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这四个领域作了精彩报告。本场讨论会由CFPS项目组的孙妍老师主持，评论人分别为北京大学的杨钋老师、北京大学的周羿老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张海洋老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昭老师。 

  第一位报告人是沈阳农业大学的童柳荫，其报告《农民工负面情绪的工资折价——基于专用性人力资本磨损的视角》。首先，本文基于在当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时期，面对未来工作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强，农民工就业的安全感缺失，群体性焦虑日益凸显，农民工抑郁症状的比重上升和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这一现状，对农民工抑郁是否是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折价的一个重要因素展开分析。作者利用CFPS2012成人库数据和抑郁度量表测度农民工抑郁的负面情绪，并且从如何测度农民工的抑郁程度、农民工抑郁是否会对工资折价带来显著影响和如果农民工抑郁影响工资折价，那么产生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如何这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抑郁显著降低农民工工资收入，且收入越低抑郁影响的程度越大；二是抑郁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直接效应仅为间接效应的1/2，间接效应主要是抑郁降低了农民工的生产效率，从而减少其工资收入；三是没有发现农民工抑郁带来工资折价的性别差异以及代际差异。 

来自北京大学的评论人杨钋老师认为本文选题新颖:一是以往研究较多关注积极情绪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本文关注消极情绪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二是以往研究关注广义健康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本文关注精神健康，特别是抑郁对收入的影响。同时杨钋老师还就文中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抑郁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表示了赞赏。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张海洋，他此次参会论文的题目是《信任、跨期决策与家庭金融行为》。文章基于家庭在保险市场的参与行为同样得到了关注和家庭的资产配置行为是家庭投资行为和保险行为的结果这一研究背景，发现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已有的实证研究仅关注资产配置或股市参与，都没有用统一的理论框架解释信任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家庭的投资、保险和资产配置行为；二是所用的实证策略也不足以得到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清晰的因果关系。基于此，作者从家庭跨期决策的视角提出了信任能够影响家庭金融行为的机制——信任可以改变家庭的跨期决策，进而改变家庭的金融行为。利用家庭所在社区的平均信任程度作为家庭信任度的工具变量，作者尝试了工具变量法作为识别策略，从实证上得到了相对稳健的结果。文章主要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一是家庭对社会其它成员的信任会影响家庭的跨期决策，从而影响家庭的投资、保险行为，进而影响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二是信任度的增加会增加家庭在股票、基金两方面的投资和在正规金融机构的储蓄，但是对非正规的民间借贷投资方面没有显著影响；三是信任也会影响家庭的保险行为，促进家庭购买商业性的医疗保险和财产保险；四是由于家庭对流动性资产的需求，家庭的信任度对家庭是否持有金融资产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会显著影响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数量；此外，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持有风险金融资产量都会受到信任度的显著正向影响。

来自北京大学的评论人周弈老师对张海洋老师的报告进行了点评，认为文章思路不错，但是需要注意，应该要以更大的维度来讨论跨期决策，此外提问者还就工具变量应该要做更多的解释与张海洋老师进行了交流。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西安邮电大学的田瑶，其报告的文章是《金融知识与金融行为：消费者人格是否重要-——基于CFPS的分析》。作者以金融知识、人格特质以及金融行为之间的关系路径作为立足点，发现在众多影响金融行为的因素中, 金融知识是非常显著的预测变量,而人格特质也会对投资行为产生影响，且个体的人格特质不同可能会加剧或减轻金融行为的频率和强度。但目前金融知识与金融行为在个体人格特质变量上的研究较少, 并且其中多数研究还将重点放在大五人格的主效应检验上, 忽视了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基于此，文章的研究旨在解释不同人格特质的投资者可能会影响他们金融知识发挥作用的效果，从而影响他们的金融决策。作者参考李涛（2015）分析人格特征对股票投资影响中的大五人格测量指标，根据最新的CFPS问卷数据，选取了13个变量测量户主人格特征。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较低金融知识水平的消费者越容易参与资本市场，发生金融行为，而相反拥有较高水平金融知识的消费者则对参与金融活动较谨慎；二是对人格特质的调节效应检验中也发现，开放性和顺从性这两种人格特质对金融知识与金融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表现在一定程度地增强了金融知识水平与投资行为之间的负相关的关系。说明消费者不同的人格特质在其金融决策时会影响到其决策效果。

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评论人张海洋老师对研究人格特征的被访者和实际的家庭决策者不是同一人这一来源渠道的问题提出了疑问，并提出了以下两方面的建议：一是文章可以扩大研究领域，不要仅仅局限于股票这一市场；二是文章的参考文献大多选取了外文文献，应该多涉及一些中文文献。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文洪星，报告的文章题为《城镇化进程中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文章基于中国居民储蓄率始终在高位运行，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呈下滑趋势和20世纪90年代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和非农业部门转移，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工资性收入占比大幅提升，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两方面的研究背景。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在这种思想意识和代际传递行为作用下上述建立在西方消费理论之上的理论推断是否还会成立；二是如果成立，非农就业如何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其具体影响机制是什么；三是在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存在结构化差异。基于此，作者利用CFPS2014年的调查数据，得出了有关非农就业对家庭消费的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非农就业对家庭消费的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的异质性分析和非农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这三方面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与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决定了居民消费水平、结构与行为的多层次性和持续不稳定性特征，本文仅分类别、分地区考察了非农就业对现阶段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短期影响，未来需要进一步利用长期追踪数据来考察非农就业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家庭消费的长期影响效应。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评论人张昭老师对只用截面数据来分析涉及跨期选择的非农就业提出疑问，并且认为在研究假设这一层面，作者应该提出明确的假设。

（文：吴佳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