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会场专题四十三：CHARLS数据专场（三）

第十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CHARLS（三）数据讨论专场于2017年10月15日上午在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文荟楼230教室进行。来自河北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三位学者分别就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医疗利用和个人医疗支出的影响、关于中国老年家庭出游限制因素的分析等领域作了精彩报告。本场讨论会由河北大学的金剑老师主持，评论人分别为北京大学的候杜比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的任明丽老师、清华大学的苏洋。

第一位报告人是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的金剑老师，其报告的文章是与冯慧慧、顾六宝合作完成的《Effectsof Medical Insurance on the Health Status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老龄化的问题日益严重，易患病的老年人对医疗保险的需求日益增加，国家对医疗保险体制的改革和医疗保险的相应种类也相继出台，如2012年新出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基于此背景，文章着重分析了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体系对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的满意度的影响程度。论文利用了CHARLS数据库里的数据，以60岁以上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医疗满意度及医疗保险的有无为因变量，以婚姻状况、教育水平、相对收入、慢性病数目等数据为控制变量，使用OrderedProbit Model、OLSModel以及OrderedLogit Model三个模型进行分析互证，发现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三种医疗保险都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以及生活的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最明显的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此篇论文的评论人，来自北京大学的候杜比教授虽因事未能出席此次会议，但通过邮件向金剑老师作了评论，金剑老师也以此在会上代为转达。候杜比教授邮件中表示，此篇论文更应该用面板数据分析，并且对于数据的稳健性检验做的不够准确，数据库的样本量也存在缺失现象。金剑老师表示她将会按照候杜比教授的意见进行论文的修改。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清华大学的苏洋，其报告的文章是与北京大学的李术凯合作撰写的《Impactof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on Individuals’ Healthcare Decisions》。首先，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覆盖了中国农村人口的80%，但新农合是否提高了被保险人的医疗服务水平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因此他们基于保险研究中保险选择的内生性和医疗利用的选择性偏差两个理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次，论文利用CHARLS数据，以是否参加新农合，是否在一段时间内享受过医疗服务以及医疗花费为因变量，并将门诊和住院两种医疗服务区分开来统计。以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作为协变量，引入参与新农合的保险费、当地新农合的覆盖率以及距离医院的距离三个工具变量解决购买保险的内生性问题，用Biprobit、OLS、GLM估计这些变量然后套入设定的模型中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哪种模型，参加医疗保险对个人享受门诊医疗服务的提升作用是很明显的，但是对住院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苏洋对此现象做出了解释，认为虽然新农合可以提供一定的补助，但是新农合更多的是刺激参保人享受更多医疗服务，这与提供的补助向抵消。最后文章认为，新农合医疗保险起到了积极的效果，新农合是成功的。

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任明丽老师对此篇论文发表了评论。任明丽老师认为，人们在购买保险时的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导致了购买保险时选择的内生性，那么影响购买选择的因素到底是医生的建议还是自我的选择，两个因素造成的影响是否能够区分应在论文中加以论述；再者，数据的度量单位的不一致会影响数据分析的结果；最后，任老师就数据的区域代表性以及分类与苏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最后，上海财经大学的任明丽老师报告了与李群继老师合作撰写的文章《身体状况还是积极心态？关于中国老年家庭出游限制因素的实证分析》。文章基于CHARLS的实地调研引发的兴趣以及老龄化时代下，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老年人口旅游消费能力的为背景进行了研究。同样的，文章采用CHARLS2011年至2013年的数据，以调研节点回溯一年家庭的出游行为为因变量，以调查到的预期寿命变量解释心理自变量，以自评健康、慢性病等变量解释健康自变量，以家庭层面（家庭收入、结构等）和个体层面（年龄、性别、学历等）为控制变量建立模型并进行Probit估计，结果发现，个体层面来看，身体状况确实会限制老年旅游参与，行为能力是老年人旅游参与的主要限制因素，但表现出了不同类型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及城乡之间存在差异等特征；心理状况对老年人的旅游参与具有影响，且影响较为稳定，没有城乡差异；家庭整体的精神状态越好，则家庭旅游活动参与的概率则越高；家庭整体感觉未来是有希望的，则家庭的旅游活动参与的概率也越高，但若家庭成员对未来的预期存在差异，则差异越大，家庭旅游参与的概率则越低，这说明“人生观”在老年人行为中也产生着显著的影响；家庭成员慢性病的数量并不会直接限制家庭旅游活动的参与，但若产生慢性病“从无到有”或“从少到多”的变动，则家庭旅游活动的参与则会减少；家庭整体老人的行为能力会对家庭旅游活动的参与产生影响，行为能力越差，则旅游活动参与的可能性则越小。针对这些问题，任明丽老师在论文中也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并呼吁社会重视老年旅游市场及老年人的精神状态。

来自清华大学的苏洋对任明丽老师的论文作了高度评价，同时就变量的意义和准确性作了深入的探讨。

（文：李君琰 ）